演讲人：西班牙器官移植管理研究院院长Marti maeyalich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非常感谢中国对我们团队的邀请，我很荣幸站在这里演讲。我今天的主题是：通过国际视角对OPO的建设进行一个评价，包括财务人员、设备，和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我唯一会讲的中文是“你好”，我来自巴塞罗那，我知道北京的奥运会是在2008年举行的。
现在有一个新的社会循环模式，它将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医院里边我们对器官进行的获取、器官的捐献；另外一部分是器官的移植，移植需要很多技术的支持，它整个循环系统要依靠社会以及公众对于捐献的认识，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医院里边进行器官移植充满技术来完成这个循环。
哪一部分更重要呢？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器官捐献。器官捐献、移植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对器官的获取，是通过器官获取组织OPO以及供体的医院来完成；第二部分，需要器官分享的办公室，进行器官的分配；最后，由很多的移植中心来完成器官的移植。
过去15年，ICU死亡病例逐渐增加
不同移植获取的模式有哪些？哪些是你们在做的？中国的模式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在过去，移植获取的模式主要是靠在医院内部的器官移植小组来完成。美国的器官获取组织是完全独立于医院的，医院来负责供体的获取，OPO来进行器官的分配，这个模式使每百万人能获得25个供体，这种模式是种非常好的模式。但它是不是最好的模式呢？在西班牙我们采用的是不同的模式，包括TPM，就是移植获取管理机构。这个机构也是设在医院，同时还有移植小组的存在，我们跟外科医生一起工作，同时还要跟监护室的医生进行合作。我们发现，ICU的医生或许更容易协助我们进行供体的选择。
过去的15年里，在ICU死亡的病例逐渐增加。整个美国分成了不同的由OPO来负责的区域，大概共有超过60个OPO的组织。但是，如果其中的一个OPO每年没有完成超过25例的供体捐献，这个OPO的组织就会被其他州的或者其他地区的OPO组织来代替。在中国是不是也能够采取类似的模式呢？
西班牙采用了不同的模式。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2011年，我们已经拥有了179个TPM的小组。我们采用的是大学医院OPO的架构。是在卫生管理部门的领导下，按照不同地区，以大学的医院作为一个主体，包括器官的获取，都是从转介的医院转到大学医院里面，然后进行器官的获取。同时我们也有专门器官获取的医院来到大学医院进行器官的获取。我们这个TPM小组在整个过程中都要参与，如果有更多的转介医院的参与，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器官，我们要把潜在的供体从转介医院转到大学医院里面。
在大学医院里面，OPO的职能包括以下几点。首先，进行社会宣传，让大家知道哪些人可以作为潜在的供体；同时包括临床科研以及各种管理工作。对于OPO人员的数量来讲，在美国平均每百万人有3到8人，在欧洲每百万人是2.5人。刚刚黄洁夫教授和Delmonico都有提到，如果中国要实现器官捐献的广泛接受，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TPM人员15%是护士，大部分由医生构成
在TPM人员当中包括了哪些职业构成呢？其中不到15%的人是护士，大部分人员是由医生构成的，而医生里占主要部分的来自于重症医学、麻醉和康复。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大部分的死亡供体是来自于重症监护病房，我们要从这样的人员里边来选择OPO的人员。
这个也是我们的经验，对于TPM的职业构成，27.3%是全职人员，完全的把这个工作作为TPM，另外，还有69.7%的是兼职人员。TPM得出的工作经验，大多数人工作是在5年以下，对于在ICU里面工作3年的医生，在中国可能是主要的TPM人员。OPO人员里面还包括了哪些人员呢？包括了医生、护士、管理人员。我们还需要一些年轻的血液，如医学生、技术人员。
我们需要以下专业进行合作，包括麻醉科的医生，外科医生，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我们还需要神经科的医生来进行脑死亡的诊断，需要重症医学来维持病人一般的状况，需要急诊科的医生帮助我们发现那些潜在的供体，还需要病理科的医生评价待移植器官的质量。
OPO的协作主要会在哪些地方？包括ICU、急诊科、移植科、微生物实验室、快递的服务、感染疾病的服务。感染疾病专业的人员会帮助我们识别哪些疾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哪些是可以不被移植传播的。
50%到75%脑死亡潜在供体最终会成为供体
所有急诊死亡病例的8%会进展为脑死亡，医院死亡病例的5%会进展为脑死亡。ICU死亡病例有10%到15%会进展为脑死亡，这是普通的ICU的死亡率，这些50%到75%脑死亡潜在供体最终会成为供体，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首先要进行供体的发现，在ICU里边完成了供体的评估、脑死亡的诊断，供体在ICU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完成知情同意的获取，进行器官的分配。如果这些工作都完成了，我们才会把患者移到手术室进行器官的获取。
我们TPM还要进行医院建设的工作， TPM进行医院协调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要和医院进行协议的签订，并保持固定的联系，同时要进行包括医院的科室以及医院频繁的拜访工作。我们的TPM到现在为止也进行了很多基础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项目。欧洲项目，第一个，包括欧洲的器官移植质量系统指标的评估，我们这个系统是对医院里边器官获取质量的评估进行检测；第二个，进行欧洲活体捐献和社会心理随访的工作，考察活体捐献之后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跟正常人一样；第三个，进行欧洲器官捐赠培训项目，包括了很多的国家；第四个，对欧洲活体供者的研究；第五个，建立了欧洲活体捐献库质量评估系统。
今天演讲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我们进行的TPM教育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通过大众媒体对器官捐献进行宣传，让公众了解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等待移植，多少人已经做的移植。其次，要进行健康专业的职业培训，需要让专业的医学人员了解、认识到器官移植以及TPM的重要性。
TPM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超过101个国家将近1万人的TPM培训，涉及各个州。我们这个TPM的培训内容包括：一方面进行专业的培训，可以通过面对面的培训，或者通过网络的培训。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授予培训人员相应的学位证明，拿到这个证明之后，便会证实你进行TPM的工作的资格。
TPM的培训计划可以叫“供体之家”。在“供体之家”里面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以下内容。首先，会有一个商业计划。第一要进行目的的陈述，第二要进行人口或者是背景的调查；其次包括供体和移植项目，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人员，是医生还是护士，以及如何来进行报酬，最后还要确定OPO服务的范围、制定市场计划等。TPM的“供体之家”到现在为止已经为600万人创建了OPO，我们通过小组练习、演讲来进行。另外，我们为全球不同的国家，包括美国、巴西等进行了OPO的培训，同时也收到了专家的反馈和评估。
大学医院OPO移植的费用都来自于受体的医疗保险
同样我们还需要对OPO进行管理，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呢？一方面是病人的管理，另一方面对移植进行统计，同时还需要进行财务的管理。大学医院里边OPO管理的内容包括参与的医院和科室，另外，对于每年的预算进行管理。在中国OPO的组织每年的预算是多少，费用包括了获取器官的费用和移植费用。大学医院里边的OPO费用，包括了OPO的费用，完成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的费用，交通的费用，以及支付给供体医院的费用，这些所有器官移植的费用都来自于受体的医疗保险。
器官捐献移植的绩效是通过哪些方法进行评估呢？包括器官供体的捐献率，等待名单的评估，以及移植效果的评估。通过欧洲肾脏移植等待名单，以及每年肾移植数量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到，移植的数量基本上是持平的，等待的数量也是逐渐升高的。同时，肝脏移植得出相似的结果，移植数量是稳定的，但是等待数量是在逐渐增加的。
从美国1993年到2012年肝脏和肾脏等待名单情况可看出，每年完成的器官移植数量是1万5千例。我们医院肾脏登记系统的数量分析可以看到，等待名单数量没有增加，而相反移植的数量是在逐渐增加的。同样可以看到，等待名单所占的比例也是逐年下降的，而移植数量的比例是逐渐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TPM的工作。
肝脏移植里边我们的移植结果是非常好的，20年前移植的生存率只相当于现在的一半左右。同时这个也是我们OPO需要完成的工作，来进行移植生存率的评估。从近20年供体的变化情况和我们移植变化的趋势图，可看出我们移植数量是逐渐增加的。
中国每年完成近3千例移植，DCD的供体占1%
根据2012年的国际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大概完成了将近3千例的移植，而DCD的供体又能有多少呢？占到了1%。我们可以看到，中国DCD供体的捐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到现在为止，器官移植已不再是主要难点，更难的是提高供体的捐献率、提高供体的来源问题。我们很骄傲的展示，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能够提供非常充足的器官来源。
“希望中国在建设器官移植体系时应该根据自身传统文化和目前社会经济状况，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一个大国的风范。” 这不是我的希望，是我们中国黄洁夫教授提出来的希望。
非常感谢大家！
